约•德•穆尔：《论（生物）技术崇高》，雷礼锡译, 载范明华、黄有柱主编

第二种趋向采取了使现代美学得以突显的另一拓展方式。至少从浪漫主义运动以来，有一种趋势是把审美经验理解为人类经验，有时甚至理解为人类经验的基础。在这里，现代艺术史又为此种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紧随早期浪漫运动的革命精神，20世纪的艺术先锋派关注世界的审美化基础，关注人类生活转化成艺术作品（De Mul, 1999, 8f）[②]。由此，“永不再美的艺术”最终变成“永不再艺术的艺术”。这意味着，对美学来说，一切都成了美学解读的对象。美学领域不再局限于自然的审美维度（自然美）和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品（艺术美），而是涵盖整个世界和人类生活。

在本文中，我想探讨上述两种趋向的交叉所形成的一个现象：技术崇高。虽然崇高范畴有悠久的历史，但它在19、20世纪的美学中才变成一个重要概念。而在（后）现代文化中，我们目睹了崇高经验的根本变革。虽然崇高概念最初主要指一种特殊的修辞效果，但在19世纪，崇高变得与对压倒一切的自然现象的艺术表现紧密相联。强烈的艺术表现压倒自然现象。我认为，在20世纪，崇高越来越牵连着技术经验。首先，我们似乎目睹了崇高从自然向技术的回归，尽管出发点是阿尔法技术，而回归却涉及贝塔技术领域，如核物理与信息技术。然而，在生物技术（如基因改良与合成生物学）时代，崇高似乎要恢复自然维度。生物技术的介入，让自然成为“第二自然”或“次自然”：“伴随我们改善自然的意图，人类造就了次自然的产生，它总是野生的、难以捉摸的。野生系统、遗传奇迹、自动机械和华美的深色鲜花。自然连同我们一起改变。”[③]就是这样 ，次自然提供了崇高的一种特殊的、迄今未知的经验：技术崇高。

在探讨技术崇高的更多细节之前，我将简要概述历史上的崇高概念。这将让我们区分技术崇高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古典的崇高

当我们把一片风景或一件艺术品称为“崇高”时，所表达的事实在于它唤起了特别的美或卓越。注意“崇高”不只是一个审美表征，一个声誉很高的道德行为或足球赛中无与伦比的进球也可能被称为“崇高”。大体说来，崇高是超越普通的东西。这方面的意义适于用一个德语词汇表达，即“das Erhabene”（尊荣）。在这个术语中，我们也聆听其概念所蕴含的宗教内涵的回声。崇高以其超出我们十足理解的东西与我们相对。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崇高概念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崇高”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14世纪的中古英语中。它可能源自中古法语sublimer，其词根是中世纪拉丁语sublimare（高雅），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到拉丁语sublimis（高居空中）。它更多地用作比喻性的形容词，意指“高”或“大”。[④]讨论崇高的最古老文献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纪年之初。它是一份希腊文手稿，题为Περὶ ὕψους（《论崇高》），长期以来被视为朗吉弩斯的作品，但有可能并不确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没有给“崇高”下一个定义，一些古典学者甚至怀疑“崇高”是否就是希腊词汇ὕψους的准确翻译。[⑤]作者使用古典文学的大量注释，讨论崇高的艺术召唤中的幸运和不幸。对一个人来说，崇高必须解决重大的和重要的主题，并与强烈情感有关。在（伪）朗吉努斯看来，崇高景象甚至触及神灵。自然“将不可征服的激情植入我们的灵魂，因为所有的都是伟大的，所有的都比我们自己更神圣”（Longinus, 1965，146）。

现代早期的崇高

朗吉弩斯的文章几乎没有被其同时代和随后几个世纪的人们注意，我们很难发现对其文本的引用。这篇文章1554年底在巴塞尔首次印刷。但只是在布瓦洛的法译版（1674）和史密斯的英译版（1739）之后，其文本才开始成功地影响欧洲文化史。从巴洛克时代开始到浪漫主义高潮时期，崇高发展成为审美观念的中心，当时它常常与自然经验相联系。例如，在18世纪，我们看到它主要出现在许多英国作家对自然的描写，对他们游历欧洲和阿尔卑斯山的印象的记述（当时富家子弟的惯常作为）。这些作家在其叙述中使用这种术语来表现山区景象中通常无比恐怖的东西。就像约翰·丹尼斯在1639年的《杂录》中所写，山区景象带给他们“一种交织着恐惧的兴奋”(Dennis, 1939-1943, 350)。

现代早期的崇高基本上指的是荒野、自然的无限伟大，这与美的和谐经验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1756）中，埃德蒙·伯克将崇高定义为“愉快的恐怖”（Burke, 1998，101-102）。但是自然的力量可以让观众陷入迷狂状态，这与观众从安全的距离观察自然这一事实相联。

浪漫主义的崇高

然而，崇高在德国浪漫主义那里丧失了率真的品质。康德的著作在这方面有至关重要的特殊意义。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康德追随伯克，明确区分了美(the beautiful; das Schöne)与崇高(the sublime; das Erhabene)。美是带给我们愉悦感的东西。它们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它们似乎确证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的意义世界里的愿望。比如，美丽的日出给我们这种印象，生活的确并不糟糕。而在另一方面，崇高关联着打破和谐愿望的经验。它被超越我们的理解与想象的事物所唤醒，这些事物有着无限的、过度的、混乱的特点（Kant, 1968, B74B）。此外，崇高不可能用（必然有限的）感性形式来表现：

因为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虽然不可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却正是通过这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适合性而被激发起来、并召唤到内心中来。所以辽阔的、被风暴所激怒的海洋不能称之为崇高，它的景象是令人恐怖的；如果我们的内心要通过这样一个直观而配以某种本身是崇高的情感，我们必须已经用好些理念充满了内心，这时内心被鼓动着离开感性而专注于那些包含有更高的合目的性的理念。[⑥]

康德进一步区分了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第一种崇高即数学的崇高由无法估量的、巨大的东西唤起，涉及无限的理念。当我们鸟瞰广阔的山景或瞭望无边的夜空，我们会被自己渺小而有限的现实所征服。康德将第二种崇高，即力学的崇高，与自然的强力联系起来。他使用的例子包括火山爆发、地震和波涛汹涌的海洋。不过，这些现象不是崇高本身，但它们可能会唤起我们的崇高。在数学的崇高中，我们只是体验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但在力学的崇高情况下，我们可能被自然的毁灭性力量所摧毁的现实要充实到这种理解中。康德将力学的崇高称之为“ungeheuer”，我们会译为“enormous”或“monstruous”：它引起敬畏和恐惧。它导致“否定的欲望”（Kant, 1968, B876），其中吸引和排斥混合成一种模棱两可的经验。

在康德的著作中，崇高尽管涉及道德内涵，但主要还是一个审美范畴，因而他坚持认为道德经验是以“安全距离”为特征。当一个人观看一幅强劲的海洋风暴画作时，能够凝视自然的强力，同时舒适地确信其安全地呆在博物馆，而不是呆在被描绘的惊涛骇浪中！与此不同，席勒向前迈进一步，把崇高从审美经验的安全包袱中“解放”出来。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统治下的政治恐怖给席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形成了他的崇高观，在他的系列论文中得到了阐述。

为实现这一“解放”，席勒重新阐述了康德对数学崇高与力学崇高的区分。在1793年的一篇文章《论崇高》中，席勒认为数学的崇高应该被视为理论的崇高。无边无际的高山和夜空唤起我们对无限的纯粹自发的观察。而另一方面，当自然呈现其自身的毁灭性力量时，我们体验的是一种实践的崇高，这直接引起我们的自我保护本能。不过，在席勒看来，我们还需要作出另一种区分。当我们从一个安全的距离看到危及生命的力量，比如，通过从陆地上的安全地方观看海洋风暴，我们可能体验到风暴的伟大，而不是它的崇高特点。当我们的生命确实受到自然的强力威胁时，体验才是真正的崇高。

不过，对席勒来说，还不止于此。人类有一种理智的冲动，要从身体与道德上保护自己免遭自然强力的侵害。荷兰人建造堤坝保护他们的国家，意在获得“物质确定性”，抵御暴烈的西风；相信死后自己的灵魂将入住天堂的那些人则通过“道德确定性”的方式来保护他们自己。任何真正征服大海或死亡恐惧的人都展示出他的伟大，却缺乏崇高的经验。根据席勒的观点，真正的崇高是在抵抗自然强力或军事暴力的光荣战斗中牺牲：“人在好运时期可以表明自己的伟大，但在恶运时期只能表现出崇高。”(Schiller, 1962, Band 5, 502)席勒的著作将崇高从一个模棱两可的审美范畴转变成了一个明确的生命范畴。

技术的崇高

但是，历史上并未停步不前。19、20世纪后，模棱两可的崇高经验的主要落脚点已经从自然逐渐转向技术。当今时代被视为世俗化时代。在此进程中，上帝正在退出自然，自然逐渐变得“不再迷幻”。自然再也不像朗吉弩斯时代那样附着在我们身上，“尽管如此，不可战胜的激情比我们自身伟大，也比我们自身更为神圣”，但还是招致了技术行为与掌控。神圣的法则已变成人的劳作。自然的神力已转向人类的技术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崇高现在回到了朗吉弩斯著作所讲的那样：人类技能的一种形式。然而，它目前不再属于阿尔法技术范畴，如雄辩术，而是相反，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崇高的贝塔技术时代的边缘。现代人越来越不愿意征服自然，而是宁愿积极采用自然的技术指令。

如今，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不可低估。气候变化、人口爆炸、基因操控、数字网络、海上漂浮的塑料岛。人类尚未触及的原初自然几乎无处可寻。“我们在这儿”，被写遍各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彩虹郁金香、棕榈形岛屿、飓风控制、工程菌的时代。一个“被制造”和“被出生”融为一体的时代。（Van Mensvoort）

正如戴维·奈在《美国的技术崇高》（1994）一书中详细记载的，现代美国人最初如此热情地接受技术崇高，就像他们接受自然崇高一样。对自然崇高的赞美，可能因其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的经验，取而代之的则是雄伟的工厂、宏阔的摩天大楼与都市、壮观的飞行与自动迁移、极端的战争机械[⑦]。谈到技术崇高，他声称：

电气化景观的意义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它在范围和复杂性上似乎超越任何已知的法规汇编，变得难以形容、难于理解。……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是层次、视角、难以忍受的比例混作一团；它已经变成一个振荡的、不确定的文本，挑逗人的眼球，迁就于随意阅读。（Nye, 1994, 196）

在所有技术中，计算机特别展露了崇高经验的一个全新领域。为理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崇高特性，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每一个计算机程序的关键因素是一些数据库。从根本上说，“数据库”一词可指任何用各种方式排列的项目集合，就像一个书架，收集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书籍，或者是一系列按姓名、地址与电话号码编录的卡片索引盒。在计算机操作中，一个数据库也是一个有组织的数据资料集合。但在此情形中，资料存储在计算机内存，使软件程序可以用它来回应问题。有四种基本的数据库操作，即“计算机操作ABCD”：添加、浏览、更改、撤消，有此相助，所有可能的数据组合在原则上都会出现。数据库本体论是动态的，因为持续增加的元素在不断组合、分化、重组（De Mul, 2009）。

数据库应用实际上覆盖整个计算机软件领域，包括用于管理的主机数据库、互联网上的多媒体百科全书，以及搜索引擎、维基和其他的Web 2.0应用。在计算机已经成为主导技术的世界里，所有事物，如基因、书籍、组织，都成为关系数据库。数据库让所有事物变成一个可能（重新）组合的要素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库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化形式”（Manovich, 2002, 219）。计算机是形成我们的世界和世界观的“本体机”。数据库本身也改变崇高，并改变我们的崇高经验（cf. 2007）。

计算机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崇高

按康德在思想上对数学崇高与力学崇高的区分，我们也可以在计算机技术上区分数学的与力学的崇高。计算机技术中的数学崇高表现为组合爆发。像博尔赫斯的小说《巴贝尔图书馆》（1941）所描写的，数量有限的元素，比如小说谈到字母表中的25个正字符号，其可能的组合数令人难以置信（Borges, 1962）。博尔赫斯小说的“主角”是图书馆，收藏有数量庞大的图书，每本书有410页，每页40行，每行80个黑体字母。这意味着每本书包含1,312,000个字符。叙述者告诉我们，图书馆是‘完备的’（完美的、完全的、完整的），因为书架包含25个可用字符的所有可能组合。这使得图书馆里的书籍数量超级多，不下于25^1,312,000本书。比起博尔赫斯的“巴贝尔数据库”中难以想象的可能（重新）组合量，宇宙中的原子组合量（物理学家估计大约是10⁸⁰）是微不足道的。由单本书及其出现1至12个印刷错误的所有复本一起组成的集合，就已经大于宇宙中的原子组合量（cf. Bloch, 2008）。

不仅图书数量体现数学的崇高，而且图书的内容也体现数学的崇高，因为它们包括“在每一种语言里所有能表达的内容”。叙述者让我们有机会窥见那些图书内容：

一切：未来的详尽历史，大天使们的自传，图书馆的真实书目，成千上万的错讹书目，错讹书目错讹的证据，真实书目错讹的证据，巴西里德斯的诺斯替福音书，福音书的注释，福音书注释的注释，你死亡的真相，每本书的所有语种译本，每本书在所有图书中的插入，比德可能撰写（但没有撰写）的有关萨克森神话的论著，佚失的塔西佗著作。（Borges, 1962, 115）

在博尔赫斯的《巴贝尔图书馆》这个例子中，我们仍然可以安慰自己的想法，说这个故事是其《小说集》的一部分。毕竟，巴贝尔图书馆只是艺术想象的产物。然而，在生物技术领域，我们遭遇的数据库在规模和范围上更令人惊讶。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基因组只有约30亿核苷酸，其书面语言由四个字母表示，我们就知道人类基因组的可能（重新）组合量（4^{3,000,000,000}）比博尔赫斯图书馆里的藏书量更令人敬畏。

除了组合规模，包含人类基因库的数据库也在另一方面不同于许多其他数据库。虽然难以想象的组合数量让人眼花缭乱，但是按席勒的区分，信息时代的数学崇高还只是理论的。然而，对数据库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计算机世界。数据库通常作为物质的隐喻，因为他们唤起物质世界的行为（cf. Hayles, 2002）。这方面的例子有数据库应用于工业机器人、促成大规模的定制业务（如“订单制造”的汽车）。而用于遗传工程的生物技术数据库也是如此。由此我们进入了技术崇高的实践之维。通过积极重组现实世界中的数据库元素，通过基因操控或合成生物学，比如用“生物砖”凭空制造有机体，我们发挥了令人生畏的力量，而且这么做的话，数学崇高基本上就变成了力学崇高（cf. ETC Group 2007）。

在（后）现代世界，再也不是自然的强力而是技术的强力唤起崇高经验。随着自然的神秘力量转向人类的技术力量，后者也成了模棱两可的崇高经验的基石。在聚合技术（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神经科学）时代，技术本身获得了抵抗自然的神奇特征。毫无疑问，这些技术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征服自然的力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成为神，也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掌控自己的命运。相反，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正在变化：

在技术与自然被习惯视为彼此对立的地方，它们如今显得相互融合甚或彼此交换位置。而原初自然，从树木、植物、动物、原子或气候意义上说，越来越受到人类掌控——它变成了一个文化范畴——我们的技术环境变得如此复杂和难以控制，以致我们开始关联它的自我本性。（Van Mensvoort）

技术是人类卓越智慧的一种表达，而我们也越来越体验到它成了掌控并威胁我们的一种力量。像核电站和基因改良之类的技术具有两面性：它们既可以立即带来好处而体现我们的希望，也因其不可掌控的、毁灭性的潜力带给我们恐惧。

乍一看，在这些情况下，似乎技术完全控制和征服了自然（Heidegger , 1962）。但是，在快速发展的生物技术领域（它有可能在21世纪变得像物理科学在20世纪一样重要），我们目睹了技术中明显的自然报复。毕竟，像基因改良与创造生物实体的合成生物学技术不再是被动的、可操控的先天要素，而是有并将越来越有它们“自己的议程”。

次自然

事实上，在“次自然”这一领域，我们看到了自然与技术完全对立的消失。这一新生事物的突出例子就是绿色荧光蛋白的兔子，由巴西艺术家爱德华·卡茨（Eduard Kac）在2000年创造（见图1和2）。卡茨将“转基因”兔子委托给了一家法国实验室，那里的科学家将一只太平洋海母身上的绿色荧光蛋白注射到一只白化变种兔子的卵中。艺术家如此描述他的实验：

我的转基因作品“绿色荧光蛋白兔子”包括一只绿色荧光兔子的创造、该项目引发的公共对话、这只兔子的社会一体化。……“绿色荧光蛋白兔子”在2000年变成现实，并在法国的阿维尼翁首次公开亮相。转基因艺术——我在其它地方也这么提议——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基于遗传工程的应用，将自然基因或合成基因转化为有机体，以便创造独特的生物。这必须非常谨慎，要认识到由此引起的复杂问题，首先是尊重、培植、热爱由此创造的生活的担当。（Kac，2000）

尽管卡茨强调“非常谨慎”，他的实验还是引起了针对这种艺术作品的耐受性的热议。但是，在道德谴责之外，卡茨的绿色荧光蛋白兔子引起的问题在于：究竟这个“作品”是否能够被称作艺术作品。它也许不属于自然领域或技术领域。然而它或许同时属于所有三个领域：艺术、自然和技术。至于“次自然”，我们永远也不能在这三个领域之间敏锐区分。比之于历史先驱们的预想，虽然卡茨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他的阿尔伯荧光兔子似乎实现了先驱们将生活本身变成艺术作品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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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卡茨：《绿色荧光蛋白兔子》（混合媒体， 2000年）

结论

根据戴维·莱伊的见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对技术崇高的热情已经转变为恐惧。这也是为什么经常说，我们“不应该戏弄上帝”，这与前述崇高技术有关。同时，21世纪的人们已经被拒绝了非技术的选择。我们过去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小区^[⑧]已经在（后）现代转变为技术小区。我们创造了技术环境和结构，超越了我们不能生存之地。我们能够回归自然和自然信仰的观念是一种不现实的幻想。事实上，由于口是心非的效用，“生活技术”本身已经变成（后）现代的崇高之神。对从自然崇高到技术崇高的根本转变的评估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没有人可以否认技术乃是用之不竭的神。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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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h, William Goldbloom. (2008). The Unimaginable Mathematics of Borges' Library of Bab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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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na,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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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崇高概念自19世纪以来是主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与（艺术表现中的）势不可挡的自然紧密联系。在20世纪，崇高越来越与技术经验纠缠在一起。然而，在生物技术（如基因改良与合成生物学）时代，崇高恢复了自然维度。以爱德华·卡茨的绿色荧光蛋白兔子（一只转基因兔子）为例，可以认为，在生物技术时代，自然、技术与艺术的差异将逐渐消失，而崇高的新维度将变得显而易见。

关键词：崇高；（生物）技术；自然

The (Bio)technological Sublime

Abstract: The notion of the sublime, which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one of the dominant aesthetic categories, is strongly connected with (the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of) overwhelming nature. In this article it is argued that in the cours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ublime increasingly becomes entangl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echnology. However, in the age of biotechnologies, such as genetic modification and synthetic biology, the sublime regains a natural dimension. Taking Eduard Kac's Alba fluo rabbit (a "transgenic" bunny, that resulted from the injection of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of a Pacific jellyfish into the egg of an Albino rabbit) as an example, it will be argued that in the age of biotechnolog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ature, technology and art will gradually vanish, and new dimensions of the sublime will become manifest.

Key words: sublime; (bio)technology; nature

（作者单位：约•德•穆尔，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斯大学哲学系教授；雷礼锡，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教授、艺术美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