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花园，回归还是走向自然 作者：约斯德·穆尔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 译者: 寒啸，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设计学硕士 女士们先生们 [The Earth Garden: Going Back or Going Forward to Nature? In: Chen, W. (ed.) Beautiful China a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346-350.

 首先，我要感谢主办方,特别是陈望衡教授能邀请我在“环境美学和美丽的中国”会议上发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和具有挑战性的学科,美丽的环境,特别是中国的环境,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和像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国家现代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因为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工业化的惊人速度增长，中国的环境问题在世界上属于最糟糕的了。如果我们做个比较，例如世界上主要空气污染的工业区——东亚、欧洲以及北美，将变得非常清楚的是环境问题属于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武汉亦是如此。据中华医学协会前任会长钟南山表示,空气污染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健康威胁。

在我今天的演讲中，我想提出一些艺术、哲学以及与美学相关学科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会有助于解决这些严重的环境问题。当然，我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不去减少工厂排放和汽车尾气的绘画和写作。然而,两者都可以通过灌输思想和激动人心的想象力去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并且最终都可能领导一个更加健康、更加美丽的世界。在我的演讲中，我希望通过结合一些源自东方和西方艺术和哲学中卓有成效的思想来为这一任务尽一份微薄之力。

让我对自己的演讲做一个简短的概述。第一部分包括一个在对比的方式上的简短冥想，景观已经在东方和西方的绘画传统中被代表和理想化了。我将尝试用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去表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山水画的发展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导致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怀旧的渴望回归自然的表达，亦或是在现代，技术的世界中消失的自然的一种阴郁的表达。I

在我演讲的第二部分，联系“和谐” 这一关键的东方美学概念，以及在西方哲学中自然与技术的关系的一些思考，我会请求不同的后怀旧的自然和自然美的概念，自然和技术不再被视为对立的类别，而是因为在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中相互交织的两极。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应该努力去“回归自然”， 而是要去“面对自然”并且在人与非人类自然与技术之间建立新的和谐关系。

在第三部分和最后一个部分，我会给一些例子来说明这种后怀旧的自然观怎样在包括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更健康和美丽的环境的。

序言 约斯·德·穆尔. In: Zha Changping. World Relational Aesthetics. A History of Ideas in Pioneer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Volume One. Shanghai: Sanlian, 2017, xiv-xvi, xvii-xx.

序言约斯·德·穆尔（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

    2006年，我来中国参加学术讲座，访问了不同的城市。这些城市各具千秋，例如乌鲁木齐和上海。我也参加了国际美学协会在成都举办的会议。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查常平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是一位共同的朋友：上海的历史学者陈新。在成都逗留期间，常平和我有几次对话。我还记得六月一个炎热的夜晚，我们和雕塑家朱成以及我妻子格里（Gerry）一起坐在府河边的露台上，讨论中国和欧洲的当代艺术、宗教和政治的状况，一面享受着四川美食和冰啤，一面看着露台上小孩快乐地玩耍。真是一个美好之夜，让我难以忘怀。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此间，常平和我保持着联系。他的出版物我都拜读过（可惜只能读翻译成英文的那些作品，因为我不懂中文）。他产出之多、涉猎之广，令我钦佩，从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如丰富多彩的《向上成都，身体美学与场景凸现》（2013）——到历史逻辑、日本历史、新约研究和一系列翻译作品。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深谙西方艺术理论并且能够灵活应用于汉语语境中。常平确实是一位全面的人文学者，善于运用启发性的跨文化研究方法。

约斯·德·穆尔:《从开放设计到元设计——3D打印数据库本体的冲击》，《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Jos de Mul, From open design to metadesign. Social Science Front, no.10, 2014, 248-254]

国外社会科学从开放设计到元设计（metadesign）  ——3D打印数据库本体的冲击

约斯·德·穆尔

（伊拉斯谟大学哲学系，荷兰鹿特丹 3062PA）

摘要：3D打印技术日益成熟并开始为诸多领域所应用，已经并将持续对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影响。而3D打印与其他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一样，毁誉参半，对其是否应该广泛应用争论不下。文章将从3D打印对设计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计算机本体数据库的应用角度分析、阐释该技术的优势及其广泛应用的不可回避性，提醒要重视其负面效应。

关键词：3D打印；元设计；本体数据库

3D打印作为一项备受关注的技术，其令人咋舌的功能在医疗、工业、生活领域内引起的巨大变革已经使我们不得不持续对其关注和思考。3D 技术在法律、监管、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模型创新等方面都已经有了不同理论维度的探讨。在这篇文章里，我将不同于以往的讨论，从另外一个角度——设计，特别是开放设计（open design）的角度来讨论3D打印的问题。

在Fabricated: The New World of 3D Printing[1]这本书中，Lipson和Kurman认为“3D技术是我们设计和制作东西的方式的一场革命”，因为它把一个物体的软件设计和它的实物显示（physical manifestation）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密。[2]尽管我认为在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世界里，当说起革命一词，我们应该多少有所怀疑，但是，很明显，3D技术在很多领域都有前途，而且，因其开放的特点（至少在一些方面是）而对传统设计实践提出了挑战。

接下来，我将讨论数据库本体（database ontology）的蕴意，这种数据库本体表征着我们当今设计界。我将要强调，为了发展开放设计的积极一面而不落陷阱，设计者不应该轻易放弃作为设计者的活动，而且更应该重新设计这些活动。未来的设计者不得不成为一个数据设计者，一个元设计者，他们不是设计一种客体对象，而是设计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技巧的使用者可以通过使用者友好界面（user-friendly）设计自己的东西。

3D打印可以看作设计界的一个发展，它使设计行为的重新定义成为必要。2010年阿姆斯特丹重新定义设计大会[3]的宣传词中对开放设计的状况描述道：“设计工业正在经历着根本性的改变。开放设计、可下载的设计和分散的设计使得设计工业民主化，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设计者和制造者。”这则消息的潜在意思似乎是说，开放设计，本质上是好的，我们应该发展它。（为了简略，我用open design 这个词来总括之前提到的那些设计界的发展，包括了可下载的、分散的设计以及重组模块使设计变得个性化，并用3D在家里或街角的专业商店打印出来）。尽管我对开放设计（或者任你管它叫什么）总体上持积极的态度，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注意这进程中的困难和陷阱，以避免我们会犯那种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错误。

文章分三个部分。首先我会对开放设计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大部分人对开放设计是熟悉的，但是由于这个概念具有诸多不同的含义，因此容易产生概念混淆，对这些含义谜团进行说明或许是有用的。在论文的这部分，我也会概括一些开放设计将会或者已经遇到的反对意见。

正像“开放运动”（open movement）的其他成员一样，开放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紧密相关（我们将会看到，开放运动包括多个运动，比如开放软件资源、开放科学、开放科技等。特别是开放生物学运动，是开放运动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由于这个原因，为了能够对开放设计的机遇和陷阱都看得更清楚，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数字领域（digital domain）的基本特点。因此，在论文第二部分，我会简要描述数据库本体，它是计算机的基础(ABCD of computing)，也是数字领域的基础。

在论文第三部分，我会探讨一些数据库本体对设计界的影响。我将强调，为了发展开放设计的积极方面，而不掉入陷阱，设计者不应该过多放弃作为设计者的活动，而是重新设计这些活动。今后的设计者应当成为数据库设计者，或者说元设计者，他们不设计物品，而是定义设计空间，以便于那些缺乏技巧的用户以简便易行的方式进行设计。

一、开放设计

Jos de Mul. Photography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combination. Hubei Institute for Fine Arts / Wuhan Art Museum. Wuhan, May 18, 2015.

讲座现场 || 数字化操控时代的艺术作品

2015-05-21 

5月 18 日晚，我馆特邀荷兰鹿特丹大学的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教授在湖北美术学院藏龙岛校区举办了主题为《数字化操控时代的艺术作品》的讲座。

【讲座内容实录】

我（约斯•德•穆尔）将从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出发，阐述本雅明关于膜拜价值和展示价值的观念， 而后把数据库作为范式模型， 勾勒出创建计算机对象的基本操作， 最后解释为什么说数据库从本体论上把以展示价值为特征的现代艺术作品转变为以操控价值为特征的后现代艺术作品。

概 述

艺术和科技是密切相关的， 艺术家总是在利用媒体（media）不管是那些创作壁画的史前绘画者， 还是那些依靠计算机技术工作的新媒体艺术家。广义的媒体， 意即“传达信息的方式“， 对塑造人类的心灵和经验、认识和感知世界起着关键作用。

本雅明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提到，独一无二（unique)、奥若蒂克式的(Auratic) 的特点强调了古典艺术品的膜拜价值（cult value）， 而机械地（mechanically)复制性的（reproduce)现代艺术品则强调了其展示价值（exhibition value)。然而在数字化重组（digital recombination） 时代， 数据库构成了后现代艺术作品的本体论模型，在此转变中， 展示价值（exhibition value)正被我们所谓的操控价值（manipulation value） 所取代。

本雅明的论述声称是对艺术的分析， 但其实际论域却要广泛得多。同样， 我在数字化重组时代继续本雅明的分析， 论域将超出艺术或美学。还将分析自然和文化的数字化操控， 它是当前“信息时代” 的特征。

Jos de Mul. 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 内容简介 (Chinese translation of Destiny Domesticated. The Rebirth of Tragedy Out of the Spirit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14.

命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 内容简介(Content abstract)： 本书考察了西方文明试图驯化命运的三种途径：希腊悲剧文化对命运的英雄般的肯定，基督教对神圣天命的谦卑接受，现代技术社会对命运的“否弃”。在此背景下，作者认为技术的不可控性重新把悲剧的维度引入了我们的文化。通过对《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美狄亚》等古典悲剧，以及赫尔曼斯与维勒贝克的悲剧小说的广泛考察，作者清晰地阐发了当代视野中的悲剧观，赋予诸如自由意志、决定论和生命的偶然性等哲学论题以崭新的光辉，为审视“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提供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视角。 命运，迟早会敲每个人的门：一场意外事故，一种吞噬一切的嫉妒，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最终的死亡••••••命运，尽管不可避免，尽管难以承受，但它是我们的生活不得不面对的。英雄般地肯定？谦卑地承负？决然地否弃？ 著、译者简介(Author and Translator) 约斯•德•穆尔（Jos de Mul） 国际著名美学家，荷兰鹿特丹Erasmus大学哲学教授，信息哲学与传播技术研究院导师，兼美国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常任荷兰政府智囊团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学、艺术哲学、新媒介与信息交流技术哲学、19世纪德国哲学、历史哲学；主要著作有《后现代艺术与哲学的浪漫之欲》《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诠释学的生命》《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等，其著作已被译为多国文字。 麦永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带头人，广西师范大学“外国文学史”精品课程主持人，《东方丛刊》主编（2006—2010），已出版论著、译著多部，包括《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

约•德•穆尔：《论（生物）技术崇高》，雷礼锡译, 载范明华、黄有柱主编：《美学与艺术研究》第5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5～185页。

Jos de Mul, "Lun (Sheng Wu) Ji Shu Chong Gao" (The (Bio)technological Sublime), trans. by Lei Li-xi, in Research of Aesthetics and Art (Mei Xue Yu Yi Shu Yan Jiu), Vol. 5, edited by Fan Ming-hua & Huang You-zhu,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5-185. 

论（生物）技术崇高 [荷]约·德·穆尔 著 雷礼锡 译

如果说崇高概念以前习惯用于表明人类主体感到努力代表自然所体现的不足，那么后现代境遇——其中自然本身已被淡忘——业已产生一种崇高感，人类发现自身与自己的造物相对立 戴尔·查普曼 引言

自从18世纪中叶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门特殊学科出现[①]，其历史就体现了两个明显趋向，体现了（后）现代艺术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特发展。一种趋向是，美学的发展表现为审美范畴的显著分化和增加。早期的美学主要集中在美的范畴，19世纪初至今宽泛的新的审美概念已经出现，如崇高、讽刺、滑稽、荒诞、平庸。毫无疑问，这一发展反映了现代艺术自身的发展，它不停地扩大审美经验和表达的领域。美的艺术成了“永不再美的艺术”。

 约斯·德·穆尔 著，吕和应译：《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 约斯·德·穆尔　[荷] Jos de Mul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副标题: 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
原作名: The Tragedy of Finitude. Dilthey's Hermeneutics of Lif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2010.

One of the founders of modern hermeneutics, German philosopher Wilhelm Dilthey (1833-1911) confronted the question of how modern, postmetaphysical human beings can cope with the ambivalence, contingency, and finitude that fundamentally characterize their lives. This book offers a reevaluation and fresh analysis of Dilthey’s hermeneutics of lif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during the past two centuries.

 Amazon.com review of reader

约斯·德·穆尔  著《阐释学视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间性阐释学》麦永雄 方頠玮  译 《外国美学》第20辑 [Jos de Mul,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 in a globalized world. 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no. 20 (2012), 312-336]

阐释学视
界——全球化世界的文化间性阐释学[1]

约斯·德·穆尔  著 麦永雄 方頠玮   译

摘要：本文从 “经验视界”的常用隐喻出发，探讨文化间性阐释学（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的三种不同类型，它分别把阐释学的诠释构想成视界拓展，视界融合和视界播撒。可以认为，阐释学史上这些赓续的阶段分别源于——但并非是严格地限于——全球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以中西语言和哲学相遇合的一些令人瞩目的契机为例，对文化间性阐释学这三种类型的优长和不足展开讨论。要论辩的是，尽管从理论的视野来看，这三种阐释学类型是互相排斥的，但是作为当代阐释的存在方式，我们有赖于这三种不同的阐释学实践，并且无法避免地与它们共生。

关键词：文化间性阐释学；全球化；阐释学视界；汉语；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柏拉图；孔子；徐冰

Jos de Mul, Information hunters in the newest stone age. Guest lecture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tiy, Kaifeng, October 22, 2012.
 

约斯·德·穆尔, 数据库美学与全球化世界，雷礼锡译，载范明华主编：《美学与艺术研究》，第2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21-424  [Jos de Mul, Database aesthetics and globalizing worlds, in Research on Art and Aesthetics, Vol. 2 (edited by Fan Minghua).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421-424]

数据库美学与全球化世界

约斯·德·穆尔¹ 撰      雷礼锡² 译

（1伊拉斯谟大学 哲学系 荷兰 鹿特丹；2 襄樊学院 美术学院 湖北 襄樊 441053）

按：约斯·德·穆尔的这篇文章旨在强调全球化背景中计算机与数字信息技术对当今艺术与美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他使用“数据库美学”概念来讨论这一话题，认为世界已变成巨大的数据库，艺术与美学也要基于这种数据库来谋求自身的变化与创新。作为前任国际美学学会秘书与现任国际美学学会主席，约斯·德·穆尔正努力将这一话题变成艺术与美学领域的全球性话题。在征得约斯·德·穆尔本人授权后，译者译出此文，希望对艺术与美学界的同仁有所启迪。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曾说过，若有人只有一把锤子，会把一切看作钉子。由于文化全球化，计算机迅速变成主要工具，世界变成巨大的数据库。

当信息技术在遗传控制领域得到展开应用时，我们知道数据库本体在运作。地球上的生命基因库不再主要构想成偶然的和实际的进化集群，而是看作无数虚拟生命形式的数据库，并能按意愿得到实现。换言之，艺术拼贴已成为逼真的创造技术。生物学家能利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非主流的进化，以便创造适于现实的特殊替代品。过去的生命形式的新生，不仅能通过信息技术处理得到实现，而且能通过偶然的或有意的突变来实现；甚至将来的生命形式也能成为信息技术的操控对象（如一种特殊形式，A·吉登斯称作“未来殖民地化”）。虽然尚无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或如《铁甲威龙》之类的科幻电影里的壮观方式，但是，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地移居着新的、转基因的生命形式（并因此伴随着后自然美与丑的新形式），它们因生物信息技术的援助而创生。